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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风尚也传导到那些信道礼佛的人群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为不赞同王安石新法，作诗“谤讪朝廷”，一路被贬，其少年时期的理想抱负一次次受到冲击，于是天性旷达的他选择了在佛禅中探寻人生的意义，也不自觉地一步步靠近瑜伽。他花了大量的笔墨对瑜伽练习做出阐释，在自己的《养生论》里提到修炼瑜伽的益处，在给其弟苏辙的信中也提到过修炼瑜伽的目的，他甚至还给瑜伽做了一些中国化的改良。虽然在整个瑜伽中国化过程中，苏轼的作用微乎其微，但作为一大文豪的苏轼，如此专研瑜伽，也被引为一时趣谈。

    当然了，此时的瑜伽与后世的小姐姐们在手机竖屏里用各种高难动作展示自己的窈窕曲线不同，更多的注重于呼吸吐纳和灵魂层面上的提升。但是没关系，贾旭对瑜伽的认知，就是来源于手机竖屏里的小姐姐们呀。

    在连哄带骗的教了茹娘一些基本动作，又强制性的监督着她练了一阵子之后，茹娘确实感觉自己变的更加情绪平和、呼吸顺畅、轻松愉悦了，于是也就半推半就的坚持练了下去，还拉着安儿陪着她一起练。

    而贾旭，每日看着一小一更小两个美女在他面前摆出各种婀娜多姿、娉娉婷婷的姿势，仪态万方的样子，自然是心情舒畅，就连写笔记的效率，都……不可避免的降低了。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景定元年二月，滞留于大宋荆湖南路许久的蒙古军队兀良哈台部，终于赶着沿途缴获的财货子女，在四境宋军的注目礼欢送下，慢吞吞的到达鄂州附近的青山矶，与留守的蒙古军队一起北渡，彻底离开宋境。

    朝廷也终于下达了让贾似道班师回京的诏令。

    关于战后的议功，阖朝上下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大小官员不管是否真的在抗蒙之战中出了力，也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要在这次利益重组中分一杯羹。身临一线、亲冒矢石的贾似道自然是最大的赢家，在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凭此次之功让宋理宗对其寄予厚望，诏还进京后位列宰辅、执掌权柄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当然这事也不是没有阻力，比如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自诩道德名士，看不起纨绔出身、荫补出仕的贾似道，与其一向不睦，没少在朝野内外说他的坏话。他上书宋理宗，言及鄂州之战，乃是忽必烈自己引军北返以求争位，要说功劳，也应是守钓鱼城打死蒙哥汗的王坚，与贾似道何干？

    他更是指使同道，在朝中散播消息，说贾似道私下与忽必烈联系，许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证据就是忽必烈引军北返之前，两军阵中多次往来使节，而贾似道手握荆湖十数万精兵却不予追击，竟目送忽必烈离境。一时批评贾似道的声浪竟在朝中甚嚣尘上。

    而吴潜有同道，贾似道也不是没有同党，他们立刻对吴潜的观点发起针锋相对的反击。两军阵前，互派使节，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那蒙古军每次外出攻伐，必先遣使而告，难道是为了求和？贾似道身为当朝丞相，率孤军入援敌军锋芒所指的孤城鄂州，亲临一线指挥抵抗，史上又有几人能做到？你吴潜这么有气节，自己怎么不上前线，偏偏躲在临安城里吐酸水？

    所谓追击北返的蒙古军队，更是纸上谈兵、强人所难。世人皆知蒙古铁骑悍猛，与其在野外浪战，宋军很难能讨到什么便宜，包括整个鄂州之战，一直是凭借坚城防御，已是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贸然追击野战，胜算极低且不说，怕不是正中忽必烈下怀？到时这十几万精锐主力有什么差池，东南板荡，大宋又以何为屏障？吴潜身为枢密使，却丝毫不懂兵事，只知说风凉话、扯人后腿，好不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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